陶尚铭

1889年8月10日生于日本东京，191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在江西任按察使的父亲处谋职。不久因父亲在南昌去世，陶尚铭只好投奔父亲的生前好友，时任奉天(沈阳)度支使(省财政厅长)的张锡銮，张锡銮就把他安排在南满铁路局任职。1912年，张锡銮出任奉天省督军，就聘陶尚铭入幕府，1917年，张作霖就任奉天省督军，又延聘陶尚铭入自己幕府。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侵略者谋害，张学良赶回奉天祭父。当时张学良不知所措，急忙组成一个由五六名文武官员组成的幕僚班子，商讨对策，陶尚铭是该班子的人员之一。

面对当时东北的紧张局势，陶尚铭耐心地提醒张学良：必须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以静观动。由于陶尚铭的及时指点，张学良对皇姑屯事件采取了镇静的处理对策，使日本侵略者无隙可击，妄想提前侵占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皇姑顿事件，加剧了张学良与日方之间的矛盾。东北二十多万军队倚向何处，张学良举棋不定。正在这节骨眼上，各派军阀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都抓住这个时机，纷纷派密使潜往沈阳活动，竞相拉拢张学良。准对这一惊心动魄的现状，陶尚铭从中华民族的大局考虑，力劝张学良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深表赞同。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乘日本关东军不备之时，断然易帜，宣布遵守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蒋介石当即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这一举措，稳定了东北局势，促进了祖国统一。

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不得不执行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大批东北军退入关内，使日本侵略者迅即占领了东三省，造成了东北3000万同胞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全国舆论纷纷谴责张学良玩忽职守、明哲保身，白白丢了东三省。因此，不少报社一致提议：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严惩张学良。可陶尚铭却认为：东三省的沦陷最终不是张学良之故，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不宜披露事情的真相。于是，他竭力说服张学良引咎出国考察，暂避全国舆论的指责，以图日后从长计议。

1932年，蒋介石批准张学良出国考察。张学良在赴欧考察之前，作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其中任命陶尚铭为河北滦榆地区专员。

陶尚铭曾任张作霖的秘书和日文翻译12年，又任张学良的高级幕僚三年多。陶尚铭生前与朋友们聊天，谈过张氏父子的许多秘闻逸事。 　陶尚铭向朋友们谈论张作霖的用人特点时，是从任毓麟谈起的。　任毓麟，清朝举人，清末曾任职直隶总督署。张锡銮任奉天督军后，聘任毓麟为督军署文案，后将其提升为政务厅长。　张作霖继任督军，任毓麟已离开督军衙门。张作霖将他请回，聘为督军署秘书长。1918年，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任毓麟也升为巡阅使署秘书长。　1924年，张作霖入京后，参与决定北京政府内阁的人选。张作霖的很多部下认为，任毓麟这回能当内务总长或教育总长。然而，张作霖在京执政三年多，内阁改组过8次，任毓麟从未得到过提名。　一天，几个幕僚在张作霖面前说，任毓麟跟随大帅十多年，忠心耿耿，办事认真，文笔也不错，为什么不提拔？　张作霖说：“任毓麟是个好人，他跟我差不多天天见面，却没有和我抬过一次杠。难道我就一点过错都没有吗？”　陶尚铭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总要将张作霖与段祺瑞、吴佩孚作比较。　张作霖认为，段祺瑞和吴佩孚都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人，希望部下奉承自己，听不进不同意见。于是，徐树铮受到段祺瑞的重用，白坚武受到吴佩孚的重用。　徐树铮和白坚武得势后，做了很多坏事，人为地制造摩擦，客观上拆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的台。　张作霖却有自知之明，看到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用人不当，因此希望任毓麟能够直言敢谏。任毓麟却做不到，张作霖很失望。　张作霖用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宽容。　陶尚铭认为，段祺瑞和吴佩孚都是心胸狭隘、派系成见很深的人。例如，在1918年的护法战争中，北军获胜，占领湖南省大部地区。湖南督军一职本应授予立了大功的吴佩孚，段祺瑞却授予皖系张敬尧，引发了后来的直皖战争。　吴佩孚得势后，在直系内部划分洛阳派和保定派，分亲疏论等级。冯玉祥部被认为是杂牌军，备受歧视。冯部官兵的军饷常被拖欠，土兵饥一顿饱—顿。　冯玉祥对吴佩孚积怨多年，终于爆发了倒戈叛吴事件。　张作霖在用人方面可圈可点，不管原来是皖系、直系，还是南方各派系，凡是来投的，一律收容，有的还委以重任。张作霖曾对溥仪和顾维钧说，如果感到天津或北京不安全，可以到奉天来住。　由于张作霖的宽容大度，当时，知名人士北上投身奉系的甚多。曾在北京政府任过总长，后来投奔的，就有林长民、汤尔和等十多人。来自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省的军人和政客，则有数百人之多。　奉军内部也有派系，但张作霖注意保持各派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他重用富有革新精神的少壮派人士，如日本士官派的姜登选、杨宇霆，保定军校派的李景林，北京陆大派的郭松龄等。另—方面，对一些老部下，如最早参加聚义的绿林好汉张景惠、汤玉麟等，一直给以高位，以防他们心怀怨恨而图谋不轨。　因此，在张作霖得势的十多年内，奉军内部未出现因待遇不公而引发的内战。至于后来郭松龄倒戈叛张，那是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不属于派系争权性质。　张作霖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用人不疑”。以张宗昌为例，张宗昌年轻时，由山东到黑龙江，当过民工和匪首。辛亥革命后，率部南下，被沪军都督陈其美任命为团长。陈其美死后，张宗昌改投江苏督军冯国璋，任侍卫长。冯国璋死后，张宗昌又走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的门路。曹锟有意让张宗昌当师长，因吴佩孚反对而作罢。　此时，张宗昌向曹锟行贿的十多万元，全部泡汤，一气之下，出关投奔张作霖，不久，被任命为旅长。由于受到张氏父子赏识，张宗昌在奉军中晋升很快。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宗昌已是第二军副军长。　张宗昌喜欢嫖妓，在奉军中是出名的。很多人建议采取措施，逐渐削弱其兵权，最后踢开张宗昌。张作霖不为所动，认为用一名武将，要看他能不能打胜仗。离开这一条去要求别的，那不是治军之道。　张宗昌后来没有辜负张作霖的重用，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战争初起，奉军失利。张宗昌部坚守阵地，奉军转入反攻时，张宗昌部动作快速，一举俘获直军主力彭寿莘部数万人。　从用人方面看，张作霖在袁世凯死后北洋群雄角逐中，成为最后胜利者，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