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江府修筑城池图

古代军事石刻地图

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军事石刻地图，镌刻在鹁鸠山（今广西桂林市北鹦鹉山）南麓石崖上。无图名，亦未标注刻石时间和作者。根据位于该图西侧的另一摩崖石刻：宋章时发《静江府修筑城池记》，参证史籍，可知此图应称《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并考定该图是宋代胡颖修筑城池时主持刻绘的。于咸淳八年（1272年）刻成。该图比例尺：南北方向约1:1000、东西方向约1:750。地图纵向321cm，横向298cm。

简介

桂林在宋代称为静江府，该图绘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同年刻石。所绘为自宝祐六年(1258)至咸淳八年这14年中，为防御蒙军进犯，静江府前后四任官员主持修筑城防工事的情况。石刻高3.4米，宽3米，分城图和图记两部分，图有一定的方位和比例。除少数部位剥落外，图中的文字和线条大都清晰可辨。图上街坊只绘主要大街11条。而城壕建筑、军营、官署和桥梁津渡却绘得比较详细，是一幅带有军事性质的城市地图。城内各军事地物与地方官民建筑物之间有街道相互沟通。城门、城墙、城楼、官署、桥梁、山峰用写景法表示，形象逼真。军营用方框加注名称表示，街道用细直线表示。图正上方的题记共楷书113行，详细记载了修筑经过，城池大小及用料费工等情况。

这样一幅富有特色、时代较早、保存又较为完整的大型城市地图，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对研究宋代城市建设、地方历史和军事布防以及中国地图学史具有重要价值。

如今，人们把这幅地图视为研究我国古代城池史、城防规划、建筑工程的重要范本；图中采用了三十六种不同的符号标识山形、水文、建筑植物，具有开创用符号绘制地图的先河意义，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地图中被广泛使用的混合比例尺方法，在这幅图中已开始应用；以及当时在紧靠漓江的城墙上，利用硬楼的平顶建设了逍遥楼、癸水亭等游观建筑，使军用与民用合二为一，充分地体现了宋人喜爱优游的文化习尚。因此，这幅巨型地图所蕴涵的文化史、规划学、地理学、水运学、经济学等价值意义，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寻。

城池修建背景

桂林市是历史悠久的古城。梁天监六年（507年）设桂州。绍兴三年（1133年）升桂州为静江府。

1253年蒙军占领云南，广西成为南宋的西南前线，宋理宗下令由李曾伯朱祀孙等四任广西经略主持开始大力修筑城防。

依山靠水，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建城原则，静江府城的山和水都能成为重要的城防设施。桂林城西北因广连陆地，城北又是无水的干壕，山就成了天然的屏障。所以北城的城墙有的已建在了山间或山顶，构成了山上城和平地城的结合形式，城内的山作为制高点，可以纵观城内外；宝积山上还修建了烽火台，可以加强防御。当时的大军就重点屯驻在这一带。东城和南城因为有了漓江和阳江，河流湍急，水深难攻，而且江河上并没有固定的桥梁，只有浮桥、吊桥、拓板桥这样的临时性桥梁，如遇敌军进犯，它们可架、可拆、可攻、可守。即使敌军攻破城门，进入城内，守军也能从丁头路两侧进行火力交叉，迷路的敌军也就不能及时占领全城，由于城防设置合理、兵力部署得当，驻守桂林的官兵得以多次击溃蒙军，使这座山水间的孤城在抗蒙斗争中维持了二十年之久。

城市布局

据图所示，城分内外两圈。内城即传为唐李靖创建的桂州城，平面矩形，东、西、南三面各开一门，干道呈丁字形。府治在东西横街之北，正门已按宋时州城制度建成下开二门道的双门。外城为宋至和二年(1055)余靖创建的静江府城，其东墙即为内城东墙的延伸，南、北、西三面向外拓展，包内城于内。外城平面也是矩形，南北各一门，东西各二门。外城东临漓江，其他三面有城壕。

南宋末年的四次拓展是军事性的，随河而建，平面不规则。李曾伯任广南置制使时，1258年在外城依山北接建新城。北至叠彩山、桂岭一线。包独秀峰于城内；城内建营寨，城外建羊马墙和城壕。以后，朱禩孙、赵与霖先后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时，在西城外拓建新城，并沿漓江和南城壕建石墙。咸淳五年至八年，在胡颖任经略使时，于新筑的北城外连接宝华山、莫家山、粟家山等制高点拓筑新城，开挖城壕，城内建营房驻军；又在西面新城桥头建月城。经这数次修筑，建成北倚诸峰，东临漓江，重城列堑，楼橹栉比的纵深城防体系，共用工近300万。

城防设施

图中所绘城防设施类型颇多，大都标出名称。城墙都是块石基墙，砖包城身，上有垛口、女墙。城身隔一定距离建外突的马面，转角处建弧形墩台，上建开有射孔的平顶建筑。马面上标名“硬楼”，弧形墩台上标名“团楼”。除府治双门沿用前代传统梯形木构架门道外，各城门都是砖石拱券门道。瓮城为方形，一侧开门，正面建开有射孔的单层平顶房，标名“万人敌”。无瓮城的城门外建有影壁，即护门墙。城外壕边建开有射孔的羊马墙。城门外壕上建桥，桥分两段，中间在水中建一小堡，用吊桥连接两岸，标名“拖板桥”。桥对岸有半圆形桥头堡，《城池记》中称为“月城”。月城正中和两旁都有门，旁门标名“暗门”。沿江泊岸上的矮墙，《城池记》称之为“护险墙”，墙上的门称“虎蹲门”。

史料价值

宋代战事连绵，防守战术和城防工事较前代有较大发展，这在一些兵书和战史著作中记述颇详。此图所示可为诸书提供形象注释。如城北展筑新城，纳制高点于城内，免为敌据的经验见于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羊马墙虽始见于唐杜佑《通典》，但与大城上下配合，阻敌近城并伏兵出击的经验始见于南宋陈规《守城机要》。城防设施中，团楼又称“敌团”，与瓮城、吊桥、暗门同载于《武经总要》。护门墙、护险墙始见于《守城机要》，在此图中始见其形象和用法。“万人敌”之名始见于绍熙三年(1192)修六合城的记载，见此图始知是箭楼的初型。砖砌券洞城门道过去认为始建于元代，据此图则南宋已在使用。这些都为研究城防建设发展史提供了极重要的史料。

文物保护

因历史、人为及自然因素影响残损严重，石刻上的书画字迹斑驳模糊，图形、符号和文字难以辩识，《静江府城池图》及其所附的《静江府修筑城池记》地图受损达三分之二。石刻遭受破坏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1）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自然降水和岩溶水的溶蚀、冲刷 A及盐类结晶、溶解过程造成的风化侵蚀，盐类在石刻表面的沉积，岩石的裂隙发育等。风化侵蚀是目前桂林石刻面临的主要危害，其病变形态包括：石质浅层表面粉化、鳞状起甲、层状剥落等。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空气、雨水中的酸含量不断增加，也加快了对石刻的侵蚀程度。

桂林地区碳酸岩的平均溶蚀速度达87.88毫米/千年，如果不加以有效保护，再过100年，石刻将在自然剥蚀中消失很大一部分。

（2）石刻所依附山体的结构性破坏。桂林石刻大多开凿于山崖、岩体之上，而石刻周围岩体均有裂隙发育现象，易造成石刻围岩的脱落、崩塌，载体的稳定性成为直接影响文物安全的重要隐患。

（3）生物危害。湿热的桂林气候，非常容易促使石刻表面滋生各种生物或微生物，如苔藓、藻类、地衣、霉菌等。生物侵蚀不仅影响石刻文物的外观，还会深入石刻内部对其结构造成破坏。

（4）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历史上的战乱导致大量摩崖石刻和碑碣被烧毁或炸毁，现代旅游者的触摸、刻划行为、烧香拜祭活动等造成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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