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

高丽成宗

王治（960年—997年），字温古，高丽王朝第六任君主（981年—997年在位）。他是高丽太祖王建之孙，戴宗王旭次子，早年受封开宁君，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继承堂兄景宗王伷之位，被宋朝册封为高丽国王。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王治生于高丽光宗峻丰元年（96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的父亲王旭和母亲柳氏都是高丽太祖王建的子女。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由祖母神静太后皇甫氏抚养长大。王治早年受封为开宁君，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七月九日高丽景宗王伷临终前将王位传给堂弟王治而不是自己的儿子王诵，两天后便撒手人寰了。王治即位后，就追崇父母为戴宗大王和宣义王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三月获宗主国宋朝册封为高丽国王。

以儒治国

王治即位以前，就与出身庆州的儒臣崔亮交好。到了继位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积极引进中原文化，着手强化中央集权，对高丽的典章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他刚继位时，就下诏求言，儒臣崔承老上时务二十八条，并评述高丽开国以来的五朝政化善恶，王治显然对崔承老的上疏相当满意，不久后就任命他为宰相。端拱元年（988年）左补阙李阳奏请按《礼记·月令》和《周礼·内宰》的相关规定行事，淳化元年（990年）右补阙金审言奏请将《说苑》所载“六正六邪”和汉朝刺史六条问事书写在中央和地方各官衙的堂壁上，王治都予以采纳。但由于王治过于沉浸中华文化，导致很多高丽人的不满。

契丹入侵

王治重视文治，而对高丽北部的边防及与女真的关系有所疏忽。当时的契丹（辽）正致力于经略辽东，高丽与契丹之间的女真及定安国等缓冲区都被收入契丹囊中，高丽藩篱尽撤，到淳化四年（993年）十月，契丹东京留守萧恒德（萧逊宁）率领号称80万的大军征讨高丽，引发了第一次高丽契丹战争，于是高丽遭遇了开国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外患。王治以侍中朴良柔为上军使，内史侍郎徐熙为中军使，门下侍郎崔亮为下军使，驻军北界，抵御契丹，随即他本人也亲赴前线督师。

闰十月三日，王治来到西京平壤并前往安北府（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市），这时传来高丽军在蓬山郡（今朝鲜平安北道龟城市）战败的消息，因此不得不折返西京。萧恒德声称契丹出兵的理由是高丽“不恤民事”并侵占了高句丽故地，要求高丽归顺契丹。有的大臣建议投降，有的建议割地，王治打算听从割地之议，抛弃岊岭（今朝鲜黄海北道慈悲岭）以北的疆域，于是打开西京仓库，任由百姓拿走粮食，但还剩下很多粮食，王治又想把剩下的粮食全部丢入大同江，以免资敌，被徐熙劝阻。

王治一行返回开京。不久后，契丹军在安戎镇（今朝鲜平安南道文德郡）被大道秀、庾方率领的高丽军挫败，但萧恒德继续要求高丽投降，王治派閤门舍人张莹去契丹军营议和，萧恒德以其官职卑微而拒之门外，大臣中只有徐熙主动请缨谈判，王治在礼成江边亲执其手饯行。面对萧恒德的割地要求，徐熙宣称高丽本来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有复地之理，无割地之说，而且打出女真牌来请求契丹帮助高丽“逐女真、还我旧地”，作为交换，高丽同意向契丹称臣。契丹朝廷批准了高丽提出的条件，撤出军队，翌年将鸭绿江以东二百八十里土地移交高丽，高丽在此地设立“江东六州”。由于宋朝不肯援助高丽，王治便断绝与宋朝的关系，开始向契丹朝贡，使用契丹年号，并在统和十四年（996年）三月被契丹册封为高丽国王。

无嗣而薨

王治到三十岁还没有子嗣，所以在淳化元年（990年）十二月将自己即位前的封号“开宁君”授予景宗之子王诵，实际上就是以他为储君。

统和十五年（997年）八月，王治率群臣南巡东京庆州，途中身体不适。返回开京后，王治于十月二十七日病危，召来开宁君王诵，亲降誓言传位，然后移驾内天王寺。平章事王融请求颁赦，王治不允，说：“死生在天，为什么要释放有罪的人来枉求续命呢？况且继承我的人又将怎么来布达新恩呢？”当天王治薨逝，庙号成宗，谥号文懿，葬于康陵，后经累朝加谥为“康威章宪广孝献明襄定文懿大王”。

为政举措

政治

王治即位以前，高丽的典章制度仍旧处于华风、土俗糅杂的状态。王治在位时期，以儒家为原则，以唐宋为蓝本，对高丽的政治架构展开全面的改造。他即位的次年即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就下令改革中央官制，将内议省改为内史门下省，广评省改为御事都省。淳化二年（991年），王治接受从宋朝归国的谢恩使韩彦恭的建议，模仿宋朝枢密院而设立中枢院（高丽肃宗时改称枢密院），与内史门下省（高丽文宗时改称中书门下省）合称“宰枢”。统和十三年（995年）将御事都省改为尚书都省，六官御事改为十二部尚书（吏、户、礼、兵、刑、工、库、金、仓、祠、虞、水），司宪台改为御史台，并将高丽原来不分文武的大匡、正匡、佐丞、大相等官阶改为中国式的文散阶和武散阶。至此高丽大致具备了依据《唐六典》并导入宋朝二府的中央官制。

除此之外，王治还改革了地方官制。高丽前期虽然也有州郡县之号，但地方制度紊乱，往往徒有其名，朝廷甚至不能派驻地方官，而听任乡吏豪族称霸一方，因此崔承老向王治条陈时务时专门请求设置外官。王治乃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附会《虞书》制度，设立十二州牧。雍熙四年（987年）改庆州为东京，置留守。统和十三年（995年）改十二牧为十二节度使，并设置关内、中原、河南、江南、岭南、岭东、山南、海阳、朔方、浿西十道。与此同时，王治还打压地方豪强势力，将他们僭越中央的兵部、仓部等官名一律降格，并将高丽原有的大匡、正匡等官阶贬为乡职，又没收州郡兵器改铸农器。通过王治在位时期的官制改革，高丽的中央集权得到极大的巩固。史称：“成宗大新制作，定内外之官，内有省、部、台、院、寺、司、馆、局，外有牧、府、州、县，官有常守，位有定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大备。文宗、睿宗虽少加增损，大抵皆袭成宗之旧。”

王治在位时期还参酌宋制对高丽礼制进行改革。他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筑圜丘坛，并初行祈谷、籍田之礼。端拱元年（988年）定五庙之制，翌年营建太庙，淳化三年（992年）十二月竣工，王治亲行禘祭和祫祭。此外王治还在淳化二年（991年）立社稷坛。这些举措都是他“以儒治国”政策的具体反映。

王治还调整了高丽草创未久的科举制度。他在位时每年举行科举考试，并将录取人数翻一番。他还首次举行覆试，由国王亲临监考，但不是常制。

经济

王治在位时，劝课农桑，体恤百姓，其经济方面的建树有：

文化

王治在位时，崇尚儒学，大兴文教，表示“欲兴周孔之风，冀致唐虞之理”。他命令各州县选拔子弟入学开京，雍熙四年（987年）向十二牧派遣经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各一员，淳化元年（990年）开修书院于西京，命儒生抄写典籍，淳化三年（992年）设国子监，给田庄，立文庙，作为高丽的最高学府。

王治注意以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于淳化元年（990年）九月下令旌表孙顺兴等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统和十五年（997年）又在东京进行旌表。

由于王治崇尚儒学，所以燃灯、八关、仙郎等官方宗教活动均被废除，王治也曾下达禁止“舍家为寺”的命令。但是佛教是高丽的国教，王治依然对佛教非常重视。他即位后便迎僧如哲，受到崔承老的批评；每逢太祖和父母的忌日，他都会亲自到寺院上香，并禁断屠宰和肉膳。另外，他还派僧侣如可向宋朝请求赐予雕版《大藏经》（开宝藏），并于淳化二年（991年）由谢恩使韩彦恭带回高丽，王治将《大藏经》迎入内殿，邀请高僧开读，并颁布赦命。王治所引进的开宝藏成为高丽显宗时雕刻高丽藏的基础。

外交

王治即位以后，与中国的北宋王朝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王治派人到宋朝告嗣位、贡方物，宋太宗赵炅派遣监察御史李巨源、礼记博士孔维出使高丽，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三月二十二日册封王治为“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诸军事、玄菟州都督、充大顺军使、上柱国、食邑二千户、高丽国王”，受封后王治大赦高丽。雍熙二年（985年），宋朝加册王治为检校太傅，端拱元年（988年）加册检校太尉，淳化元年（990年）授推诚顺化功臣，淳化四年（993年）加册检校太师。除了不断遣使朝贡外，王治还与宋朝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比如求得宋朝太庙、社稷、文庙等图样及请赐大藏经和九经，还派留学生崔罕、王彬进入宋朝国子监读书。

然而，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宋朝和高丽的关系很快发生转折。先是辽朝扫荡女真，女真怀疑高丽与辽朝串通一气，便向宋朝控告高丽。雍熙元年（984年）十一月高丽使臣韩遂龄朝贡宋朝时，宋太宗将女真的告急木契出示于韩遂龄，并要求高丽归还其俘获的女真人口，宋丽关系因而产生裂痕。雍熙三年（986年）二月，宋太宗出师北伐契丹，欲利用高丽与契丹的矛盾要求高丽出兵夹攻，乃派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出使高丽。五月，韩国华来到高丽宣诏，王治不愿招惹契丹，一面对宋使虚与委蛇，一面继续辩诬女真人所言不实。韩国华致函王治，严厉斥责其怠慢迁延，并称“朝廷威德之盛，诸僭伪悉已擒灭，遂欲北取故疆，以雪晋耻，而委王以方面者，其意不已重乎？王惟中国是赖，可以得志。诸部虽暂勤而众，实王长世之利也。今若不勉，天子怒，一日大兵东出，先诛不用命者，如决海灌爝火，王其无悔！”王治迫于韩国华的压力，不得不派大相韩光、元甫赵抗（一作杭）等领兵25000人北上进攻契丹，韩国华又屡次移书督促，并在客馆中向高丽诸将“指画方略，衔勒而慰遣之”，等王治回复高丽军已深入契丹境内时，韩国华才离开高丽，回国复命。不过，此时宋军主力已败于岐沟关，高丽军北上已无意义，而且王治未必对韩国华说了真话。结合翌年六月高丽没收州郡兵器改铸为农器的情况来看，高丽未必与契丹军冲突，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必然会造成局势紧张，王治就不可能有这种举措。

第一次高丽契丹战争后，高丽于统和十二年（994年）六月派使臣元郁到宋朝求援，宋太宗认为“夷狄相攻盖常事，而北边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于是仅厚待使节，优诏答复，但拒绝出兵相助，随后王治断绝了同宋朝的关系。

高丽自太祖王建开国以来，就对契丹（辽）采取敌视态度，拒绝与之交往。高丽的“越海事宋”令契丹不安，雍熙二年（985年）七月，契丹就预备东征高丽，但由于“辽泽沮洳”而作罢。翌年（亦有可能为雍熙四年即987年，理由如前文所言，雍熙三年高丽在宋使韩国华的要求下发兵契丹，而《高丽史》所载年份被上移一年）正月，请求和好的契丹使者厥烈来到高丽，高丽不予答应。淳化三年（992年）十二月，契丹再次计划出兵高丽。淳化四年（993年）五月，女真向高丽通告此情报，然而王治及其臣下不信任女真，以为是女真人在诈骗，所以没当回事。八月，女真再次通报，高丽朝廷这才认真起来，准备御敌，可为时已晚，契丹东京留守萧恒德于当年十月大举南下，锐不可当，连王治都打算割地求和，因徐熙、李知白等大臣劝阻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在高丽军小挫契丹军后，王治派徐熙前往契丹军营谈判，说服契丹撤兵，以高丽称臣契丹为代价换取了鸭绿江以东的土地，这可以说是高丽的一次外交胜利。王治闻讯大喜，当即派朴良柔出使契丹，奉表请罪，徐熙还想继续谈判以争取鸭绿江以西的土地，劝谏缓派使臣，但王治不听。翌年，契丹把鸭绿江以东二百八十里土地移交高丽，徐熙在那里修筑城镇，其主要城镇被称为“江东六州”。

因为高丽的求救被宋朝拒绝，所以王治与宋朝绝交，投入契丹怀抱。他遵奉契丹正朔，频繁进贡，并向契丹上表求婚，契丹将萧恒德的女儿（契丹皇帝耶律隆绪的外甥女）下嫁给王治，这桩婚事后因王治薨逝而作罢。统和十四年（996年）三月，契丹派遣的使臣翰林学士张干、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来高丽册封王治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高丽国王”，标志着契丹和高丽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

王治在位时期，高丽与女真关系紧张。当时鸭绿江流域的定安国和女真人不断与宋朝往来并骚扰契丹，令契丹人很是头疼，便用兵讨伐女真，使高丽卷入纠纷中。据王治事后所言，先是女真向高丽求救，高丽怀疑其言真伪而袖手旁观，随后契丹大破女真，大批女真人逃到高丽境内，契丹追兵进入高丽抓捕女真人，犹有2000多名女真人被高丽收留。女真由此认为高丽和契丹合谋，于是利用向宋朝进贡马匹的机会向宋控诉高丽“与契丹结好，倚为势援，剽略其民”。雍熙元年（984年）十一月高丽使臣韩遂龄朝贡宋廷时，宋太宗将女真的告急木契出示于韩遂龄，并要求高丽归还其俘获的女真人口。与此同时，高丽在鸭绿江边筑城的军民也遭到女真人袭击，刑官御事李谦宜被俘。到淳化二年（991年），高丽才把鸭绿江流域的女真人驱逐到白头山以外。后来契丹入侵高丽时，高丽方面采取联合契丹驱逐女真的外交策略，以确保西北面的安全。

历史评价

轶事典故

宋使问答

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朝使节来高丽册封王治时，王治向副使礼记博士孔维问礼，孔维将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详细答复给王治，王治听了后十分高兴，说：“今日复见中国之夫子也！”

后来刘式、陈靖出使高丽，王治又向其询问中国是否还像唐朝那样有崔、卢、李、郑等高门大姓，刘式等回答“但以贤才进用，亦不论族姓。”王治说：“何姓吕者多君子也？”王治所指的是出使过高丽的吕端、吕文仲、吕禧之等，以此来提醒使者。

南巡庆州

统和十五年（997年）八月，王治南巡东京庆州，这是高丽开国以来君主首次临幸此地，一时传为盛事。王治在东京颁赦，并命官员寻访有奇才异能的隐逸之士，还旌表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有一位曾目睹新罗敬顺王入朝的九十多岁老人献诗两首称颂道：“九天光动转星辰，日旆龙旗并海巡。黄叶鸡林曾索漠，烟花今复上园春。”“闾阎光彩旌忠孝，丘壑喧传访隐沦。纵昔未随周老往，幸今亲睹汉仪新。”然后王治从东京返回开京，途经兴礼府（今韩国蔚山广域市），在海中捕捞大鱼，并登上太和楼，大宴群臣，酬唱诗歌，可惜诗歌未能流传下来，王治也在巡游中乐极生悲，染上疾病，回京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献礼胜尾寺

相传王治有一个很美貌的爱妃（可能出身百济区域），但美中不足的是头发很早就白了，不管吃药还是做佛事都不管用。王治为此十分忧虑。有一天，这位爱妃梦见日本国胜尾寺的千手观音“灵感无比”，醒来后便朝日本方向“作礼祈求”。其后又梦见日本的一座山放着光，照耀高丽宫廷，醒来后她的头发又恢复黑色。于是王治委托两名浙江宋商周文德、杨仁绍赴日本，于淳化元年（990年）将圣观世音菩萨像、阏伽器、金鼓、金钟、白心树等物施舍给胜尾寺。

人际关系

（上表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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