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体行书

字体书写的风格

魏体，人们会自然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北魏石刻为主的森严规整的正书联系在一起，提到行书，则会习惯地想到东晋二王或北宋苏、黄、米、蔡诸家峻逸洒脱之风格，而把二者合为一种书体魏体行书，熠熠闪光于书坛。这一书风，后人称之为“魏体行书”。

风格

魏体行书，简而言之，即魏体行书化。毫无疑问，首先要不失用笔或方或圆、结字谨严方朴等魏碑之基本面目，同时又要写得放纵雄肆、精神飞动，使之兼有行书特征。乍看起来，似乎很是矛盾，不太可能，但我们的先人却用他们的卓越实践，给予了完美的解决。

分类

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

发展历程

寻本溯源，自然还要先看一下魏晋六朝时代。其时是中国政治上最动荡、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稽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以及大量的碑刻、石雕等等，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开创了真善美的新时期。“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作为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在这一时期被提出。雄强粗犷、浑厚朴实，象征着北方及中原民族精神性格的北朝碑刻，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璀璨的光彩。被誉为神品、妙品的《石门铭》、《瘗鹤铭》、《张猛龙碑阴》以及《云峰山刻石》等，不但堪称这一时期的杰出佳作，且已明显流露出行书的信息。遗憾的是，此后的千多年中，魏碑几乎被人遗忘了。唐、宋时期虽也有少数书家注意吸收魏碑之精华给行书以新的血液，如欧阳询、颜真卿、李邕、陈抟、黄庭坚等，但为数及魏碑成分实在是微乎其微。

直至清代，这个“无论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政治思想上，都是波澜起伏、流派众多，一环接一环地在发展、变迁或萎缩”的时代，魏碑才以其独具的面目，重新崛起于书坛。宋、元以降，历经了数百年“山重水复”之后，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个“柳暗花明”的新世界：古朴雄浑、严谨自由、神韵天然、意趣深邃，人们从大量的魏碑以及汉石、秦铭、周鼎、商彝中开扩了视野，陶冶了性情。那些一直被视若经典的汇帖本本，已显然不能满足于逐渐丰富并升华了的审美情趣。邓石如、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等一大批书家，力倡碑学，另辟新径，各自从不同角度，创出了崭新的一代书风。至此，魏体行书作为一种新的书体，才得以成熟完善，自成体系。

代表人物

赵之谦

开创有清一代魏体行书之先声者，当首推邓石如。其主要成就虽在篆、隶，但有一部分行书脱胎于魏碑也是明显的。如“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一联，即富有浓厚之北碑气息，其用笔力矫南帖妩媚纤弱之病，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只是他除魏碑外，很大成分还揉杂了篆、隶，不如赵之谦等家的魏体行书之显而易见。

赵之谦，清晚期著名书法家。早年师法颜鲁公，旁及何子贞，笔力雄强，结体宽博，二十多岁时便打下了坚实的颜体及行书基础。之后，他于《龙门二十品》、《张猛龙》、《郑文公》、《石门铭》、《瘗鹤铭》等造像、碑刻、摩崖无所不习，深得北碑三昧。他写北碑与何子贞、张廉卿等家不同，子贞虽于北碑受益匪浅，但其行书仍以颜体占主要成分，廉卿北碑功力虽深，却未免失于刻板。

撝叔则熔魏体、行书于一炉，既保留了用笔方中有圆、圆中寓方，结字茂密洞达、雄强跌宕之魏体主要特征，又赋予其灵动多姿、刚柔相济之新生命，使人前所未见、耳目一新。《书法》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所发行书四条屏，可视为其魏体行书之代表（附图略）。统而观之，其北魏书风显而易见，毋庸多言，熟悉《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等造像、碑刻者，不难辨出其渊源所在。然细而察之，却不尽然：起笔以方为主，方中有变（“云”起笔方，“诀”方中有变）；运笔中锋为主，正中有侧（“坡”中锋，“东”正中有侧）；转折时方时圆，时折时转（“湖”方折，“坡”圆转）；落笔或顿或提，或放或收（“文”捺顿，“之”捺提，“乎”钩放，“寻”钩收）。此等并未受魏碑用笔谨严的束缚。大小章法之处理更是解放了思想：结字或方或圆（“有”方，“也”圆）；或长或扁（前“叶”长，后“叶”扁）；或大或小（“授”大，“东”小）；或疏或密（“萌”疏，“耳”密）；或正或倚（前“叶”倚，后“叶”正）；墨色或浓或淡（“昔”浓，“寸”淡）；或干或湿（“节”干，“州”湿）；全幅虽系行书，尚偶杂以草字（“坡”、“蛇”等是）``````总之，笔墨技巧、结字布局皆远远超出了一般魏碑之规矩，且把书法中种种矛盾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及完美的统一，使整体效果更臻佳妙。其后，西泠印社出版的《吴让之印存》，前有悲庵题记（均初本），开始近于魏楷，愈后行草成分愈多，却又始终不失魏碑之基调，可谓洒落自在，妙趣天成。

康有为

康有为，生逢清王朝行将崩溃之前夕，他早期的变法革新思想，在书法上表现得非常充分。理论上，他扬碑抑帖，虽未免有失偏颇，但意在振兴碑学。有诗云：“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铸周秦孕汉碑。昧昧千秋谁作者，小生有意在于斯。”晚年有诗跋曰：“千年来无人能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篆隶钟鼎哉！吾不自量，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苦无暇日，未之逮也。”这些诗文道出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真正追求。他传世之主要作品为变法失败逃亡归国后所书，落款钤印，除白文名章外，常配以朱文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康有为凭其渊博之学识、深广之阅历，回国后又“北游尽览秦、汉、六朝碑版”，寻理源流，预见发展，革故鼎新，另辟蹊径。北碑南帖兼而取之，籀篆汉分熔而铸之，创立出以魏碑用笔、体势为主要成分，兼有篆、隶笔法及行书结字特征之新体——康体。观其书，最显明的感觉是个性强烈，气势夺人，“不求点划，全以神运”，堪谓笔笔发于胸而达于神，大有“风雨集而江河流”之概！《书法》一九八零年第五期所发拙文《浅析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已作具体剖析，本文不再赘述。

有人评南海书：“气势虽好，然点划不太讲究，未免失于草率。”我以为不然：丁文隽先生之“不求点划”乃与“全以神运”相对而言，绝非草率之意。“讲究”者，法度规矩也。南海用笔非魏即晋，非汉即秦，渊源分明，守法循规，只是因合诸体于一腕，不经仔细咀嚼，很难溯出其源，自然招至一些看惯了那些亦步亦趋、依样葫芦、不敢越二王雷池一步者们的非议。若按这些“评论家”们的意愿，循规蹈矩写下去，书法艺术将永远只会是我们所熟悉的过去。至于有人借南海先生“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之说，评其自认腕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吾腕有鬼”显然为书家对自己臂腕驾驭笔墨的自信，好似腕肘常得神鬼之力，腕下时出“意外”之效果。

于右任

于右任，清末民初时期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一生，是不断实践，不断出新的一生。按其革新魏体行书及创立标准草书两个不同阶段，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非本文内容，略。）

右任初学赵孟頫，很快即转习汉、魏，尤其对北魏刻石，诸如摩崖、碑碣、墓志、造像等，广收博取，刻苦临习。他在药王山访碑时有诗云：“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在记述自己习字情景时有诗道：“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这些足可看出他对北碑感情至深和临习时所下的苦功。从他写的《茹欲可墓志》中可明显寻出《张猛龙碑》、《元怀墓志》、《龙门造像诸品》等用笔、结字之轨迹。然仅此还不能概括其全貌，见过他书丹的绍兴轩亭口《秋瑾烈士墓碑》的同好们，便不难发现其更明显的主要渊源乃《石门铭》，并同时融进了以《石门颂》为主的汉隶用笔、结字特色，堪称汉、魏结合之佳品。在由楷书向行书过度的过程中，于右任更是广开视野，上下求索，博采、容纳、综合，而后分化、更新出兼具秦、汉、魏、晋各种用笔特色、以魏碑体势为主要成分而又具有强烈个性的行书。

试以《右任墨缘》中为健民先生所作行书中堂为例分析（附图略）：虽从整体基调仍可看出浓重之北魏风骨，但就具体每一个字，已很难说出其源于何碑，若勉强“对号入座”，似乎有些机械和无大必要，甚至徒劳和适得其反。前边已经说过，于右任是熔铸诸家，自成一体。“熔铸诸家”自然不等于“拼凑诸家”，“自成一体”更不等于“混杂一体”。而应登高远望，揣摩其意趣，领略其神韵。可以看出，其用笔除揉合了篆、隶、草、楷（魏）各法之外，还灵活地运用了顿、挫、折、转、轻、重、虚、实、燥、润等各种笔法、墨法，加至在结字时，极尽其欹正、张驰、纵敛之能事，自然使人感到或雄浑宕逸，或奇险巧妙，或朴拙端庄，或高古逸致，可谓各尽其态，美不胜收。整幅效果更是出神入化，浑然天成。其有大量的行书作品流传于世，且愈晚愈妙。

纵观三人魏体行书，归而纳之：其一，不拘泥于一种笔法，熔篆、隶、草、楷、行诸法于一炉，“信笔为之”，而“碑”、“帖”意味皆出；其二，结字虽同基于魏碑，且都能得其神髓，但皆不囿于森严之魏法，三人体势各异，自有己法：撝叔、右任属“斜划紧结”型，南海属“平划宽结”型；右任重心偏下，南海重心偏上，撝叔则重心居中。从而创出各自风格不同之魏体行书，在我国近代书坛上各树一帜。

当然，清中、晚期及至民国初年，由于碑学之中兴，宗法“北碑”为主而自立门户者，除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外，尚大有人在，诸如张裕钊、沈曾植、陶浚宣、李文田、李瑞清、曾熙、张伯英等，就不一一例举了。

历史影响

书法艺术所以有强大的魅力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其久远而辉煌的历史，更在于书法长河中不断汇入的新流，不断激起的新的浪花。魄力雄强、气象浑穆之魏碑，一经与峻逸秀劲、绚烂多姿之行书相结合，便如一股澎湃的巨流，涌入书法艺术的长河之中，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波澜，打破了“帖学”的一统天下，为一度趋于凋零的书坛，带来了勃勃生机。代代沿袭、一脉相承、千余年来无容置疑的“正统行书”显得有些纤弱、单薄、苍白了。一些鄙视北碑的守旧派人物，不得不静下心来，重新认识一下“碑派”。一批有识之士，从中得到了启迪，获取了营养，在承袭前贤的基础上，以既有强烈个性，又具浓郁时代气息的书风烜赫于当代书坛。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魏体行书和在同一时期被继承并发展了的篆书、隶书以及篆刻艺术一样，必将愈来愈显示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和强劲而璀璨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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