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耕火种

农业生产方式

历史渊源

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属于生荒耕作制。先以石斧，后来用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播种后不再施肥，一般种一年后易地而种。由于经营粗放，亩产只有50千克左右，俗称“种一偏坡，收一萝萝”。

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区早在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就采用刀耕火种、土地轮休的方式种植粟、黍。早在公元前1260～1100年的商朝后期新石器时代就用此法种稻。战国时期广泛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公元10世纪以后，随着移民屯田，刀耕火种逐渐减少，但仍保留此种耕作方式。

随着生产工具由石刀、石凿、石斧、木棒到铁制刀、锄、犁，种植作物由单一的稻谷演变为稻、玉米、豆、杂粮乃至甘蔗、油料经济作物，耕作方式也随之由刀耕火种、撂荒发展到轮耕、轮作复种和多熟农作制。1978年以来，由于增加农业投资，兴修农田水利，实行固定耕地，禁止毁林开荒，边疆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已基本废除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操作方式

刀耕火种又叫迁移农业，有些地方称之为“打游击农业”。是一种农业耕作方式。这种耕作方式没有固定的农田，农民先把地上的树木全部砍倒，对一些大树有时先割去一圈树皮，让它枯死，然后再砍倒。已经枯死或风干的树木被火焚烧后，农民就在林中清出一片土地，用掘土的棍或锄，挖出一个个小坑，投入几粒种子，再用土埋上，靠自然肥力获得粮食。当这片土地的肥力减退时，就放弃它，再去开发一片，所以称为迁移农业。在过去，这种农业分布比较广泛。如今，在热带雨林地区中的低地与丘陵地区还能见到，是由一些土著部族中进行着的一种农业耕作类型。中国海南岛和云南某些少数民族也还有采用这种耕作方式的。

种的是玉米、木薯、豆子和土豆；居住在东南亚山区的丛林的部族，种的是山药、旱稻等。迁移农业的耕作十分粗放。在一片土地上种的作物的品种不一，种植的方式杂乱无章，不成垄也不成行，作物长的有高有矮，看上去是一种落后现象，其实也是对热带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热带雨林雨量大，雨点密集。混杂种植，作物高矮不齐，高的植株遮盖和保护了下面低矮和脆弱的植株，多层植物又逐层地阻止了热带暴雨对作物及对地面的袭击和冲刷。另一方面，多种作物混杂，成熟的时间各不相同，可供食用的时间先后交错，避免了储存粮食的困难。但是这种耕作方式是种上以后，不加任何管理，任其自然生长。由于不向土地施肥，经过二三年或三四年，土地的养分除了作物吸收，雨水冲刷和细菌快速分解，使由焚烧植被留下的灰分营养元素消耗殆尽，每块土地仅能耕种10—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如果农民们周围的土地充裕的话，就等待植被基本恢复以后再行刀耕火种；如果土地不充裕，就只好加速其更替的速度，不等植被恢复，就再行刀耕火种。这样，火烧后留下的灰分营养就逐步减少，维持生长的年限就不断缩短，更替的速度就更快。如此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农民们就只好迁往他处。

适应方式

影响更替速度的因素还有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增加就需要扩大其耕地面积。与其他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刀耕火种式的迁移农业每人需要的土地面积更大。迁移农业是一种自给性的自然农业，它只能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食物需要，没有剩余的产品进行交换。在迁移农业中，饲养动物很少。所饲养的动物只是在宗教性节日或其他节日才能食用，所以人们的营养构成缺乏蛋白质。捕鱼和狩猎可以部分地补充其不足。

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虽然落后，但它是长期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对这种环境适应的结果，也是长期实践的总结。

传统智慧

刀耕火种，多为一群人用根木头锥子在地里扎眼，撒点种子，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当环保、生态之类的话语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刀耕火种又被作为破坏环境的因素之一而遭挞伐。“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可以称之为一种比较进步的方式。西盟的佤族，或者怒江流域的怒族、独龙族，他们的刀耕火种已经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如果这种生存方式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早就被自然淘汰掉了。

最典型的刀耕火种形态称之为“无轮作轮歇类型”，一块地只种一季就抛荒休闲，休闲期长达十年左右，这种类型的地被很多民族称为“懒活地”，意思是不需要怎么费劲儿，就可以获得收成，所以是各个民族的首选。只是在人口增加，土地不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轮作轮歇类型”。刀耕火种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漫无目的的放火烧荒，而是有着长时间的精心规划。所以这种农业方式还要有相关的社会制度予以保证。比如，他们会以村寨为单位，把全村的懒活地分成比如十份，这样才能一年种一份，十年一轮回。在正常情况下，所烧的也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他们的“地”。山民们在当值的山地砍树、烧荒、播种、收获，每项工序都有传统的规则。比如烧火前要清理防火道，专人把守，以免山火越界。砍树时大树留桩，小树留根，以便来年春风吹又生。

烧荒有很多好处。云南的红土多为酸性，草木灰为碱性，可以改良土壤。大火把草籽和虫卵烧熟，几乎不需要除草治虫。所谓刀耕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如果真的耕了，反而没有好处。因为深耕会把草木灰埋到下面，并把土壤深处的虫卵和草籽翻上来。烧地的时机也是专门的学问。烧晚了会误农时，烧早了不能马上播种，反而让杂草得到机会。一块地又砍又烧，只种一年，外人会觉得可惜。耕种时间越短，树根就越容易复生，植被越容易恢复，水土流失越少。每年新烧的都是已经恢复了近十年的懒活地，可以保证地力常新。这样，山民总是有地可以种，有山林可供采集狩猎，与自然形成良性的循环、

种地也是学问，很多民族实施着不同的套种方案，一块地里既有空中吊的（陆稻、豆、粟等），又有地面爬的（南瓜等），还有地下钻的（山药等），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充分地利用了阳光和土地。故又称“百宝地”。尹先生指出，百宝地远比固定耕地的综合收益要高，同时所需的工时要比轮作的锄耕和犁耕田要少一半儿，主要省在除草和杀虫上。所以，这种生产方式是山民主动选择结果。只有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用轮耕的方式。在尹先生看来，刀耕、锄耕和犁耕并不是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方式，而是三种不同场合的农业方式。后两者并不比刀耕火种先进，反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结果。

很多民族都知道在懒活地里种植水冬瓜树，水冬瓜树是一种速生树种，落叶多，并有根瘤菌可以固氮，有利于土地加强肥力。西盟佤族是在粮食收割播散树种，盈江卡场的景颇族是将树籽与陆稻种子同时撒播，怒江的独龙族和怒族则是栽种树苗。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表明，刀耕火种并非是由于愚昧无知，恰恰是对于其所生存的自然有着深厚的“知”。

中国依然拥有传统尚存的地区。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保护这些传统，是一种耻辱。强行把这些地区拉入到工业文明体系中，无异于把古董用做了劈柴。这些依然存活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的财富，它们对于未来人类的价值，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一方面，我们得以从中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那种利用本地资源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并且获得快乐的生存的智慧。另一方面，当日复一日的工业文明体系崩溃的时候，那里才是人类文明最为可能的方舟，也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星星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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