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

1912年在广东成立的商团

广州地区商人建立的一武装团体。清末民初，广东交通梗塞，盗匪出没繁多，广州地区商人遂于1912年结资建立商团，协助警察，站岗警卫。因此在前期是一个商人自卫团体。1922年，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成为商团头目后，美帝国主义开始利用商团。商团发展为拥有数千人的反革命武装。1924年8月，商团举行广东全省罢市。10月10日又开枪打死打伤数十名庆祝辛亥革命的游行群众，并准备配合陈炯明夺取广州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广州革命政府下令解散广州商团，镇压了商团叛乱。该组织遂告瓦解。

成立与发展

1912年成立于广州。前期为保护经商、打击盗匪的商人自卫组织。成立之初，规定只许资本家、店老板、少老板及主要店员司理、掌柜等参加，后不断膨胀，到1921年，广州商团扩充到四百余人。市内设总团，下设十个分团。广州附近的佛山、江门、顺德、九江、肇庆等地亦设有商团，并与广州商团互通声气。

1922年英国汇丰银行驻广州买办陈廉伯任团长，全面控制商团领导权，将其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反革命武装集团，并恣意扩充势力完善武备，到1923年发展到三千余众。其任务是协助警察站岗、维持市面秩序。为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充当鹰犬镇压民众。

1924年1月国民改组后，英帝国主义以大量金钱、军火支持该团进行颠覆活动，发动罢市，同年8月陈廉伯指使商团向孙中山请愿，并在各省煽动罢市，10月10日，陈廉伯勾结佛山大地主陈恭缓、组织商团在广州公开叛乱，企图和军阀陈炯明合伙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一举粉碎商团军的进攻，镇压了叛乱，解散了商团组织。

广州商团事件与商团的解散

事件的过程

1924年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建立后，陈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唆使下大肆攻击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煽动商民对抗革命政府。5月底陈等在广州擅自召集广东全省商乡团联防会议，拼凑成立由陈廉伯任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任副总长的“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妄图以商团武力推倒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另组“商人政府”。

8月11日广州革命政府扣留了商团私运的大批军火，并揭露商团头目的阴谋。陈廉伯以“扣械”事件为反对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借口，大造反孙反共舆论。8月12、15日商团军代表两次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的军火；8月22日后更胁迫佛山及广州等埠商民罢市、拒收政府纸币、拒不纳税；联防总部迁到佛山后又命令各属商乡团来省作乱。孙中山对陈廉伯操纵广州商团进行的谋叛活动，一度采取严厉措施：8月12日接见商团请愿代表，指出陈等颠覆政府的罪证，劝商团同人猛省；15日指令商团代表静候政府解决“扣械”问题，20日派邓彦华赴商团总部，进一步揭露陈的阴谋，晓谕发还“扣械”办法；陈等煽动的罢市事件发生后，命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受，抄没两陈之家产，并接见商团代表严令立即取消罢市；在军政联席会上主张武力制止罢市和严办商团，并于会后发布饬商民开业令。当英国当局支持商团作乱和对革命政府进行武力恐吓与干涉时，孙于9月初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麦克唐纳电》，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然而，当时国民党中央和革命政府内部对处置商团态度并不一致。孙于9月13日赴韶关督师北伐后，又对广州商团采取容忍态度。9月15日陈廉伯、陈恭受通电表示拥护孙大元帅和广州革命政府后，孙于19日令省长公署取消对两陈的通缉令，发还其家产。后孙又令范石生、李福林等在商团缴足北伐经费、改组立案后，可办理发还一部分“扣械”。

10月初商团头目为索还团械准备发动第二次全省罢市时，孙仍谕大本营秘书处致函商团，晓谕政府发还团械办法及诚意，10月9日又令胡汉民、李福林等依李所拟办法发还团械。当晚李奉孙命令到黄埔军校运回枪支4000多杆、子弹12万多发，于次日中午在广州西濠口交商团代表收领。商团军领械后即屠杀双十节游行的民众，发动武装叛乱。事发后，孙在韶关多次电令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火速平定商团叛乱，还令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戡乱。

10月15日革命政府军队攻占西关商团总部，商团军溃散。革命政府又消灭商团军残余，并依孙的命令通缉陈廉伯等首恶分子10多人。至此，广州商团叛乱被荡平。

事件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们认为事件的发生是英帝国主义勾结和利用广东买办阶级控制的商团造成的。他们还从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角度进行研究，认为革命营垒内部的左派与右派及军阀的斗争使得事件变得曲折复杂。他们认为商团事件考验了革命，考验了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最终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对商团叛乱进行了镇压，从而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策源地。还有学者分析了事件对孙中山的思想上的冲击，认为孙中山在平定商团叛乱中“旗帜鲜明地抵抗‘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义正词严地揭露和遣责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托命于外人”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促成商团事变，特别是最后演变成武装冲突，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例如商团讨论联防后不久军械即运到；政府两次即将同商团达成妥协，都因偶发事件而未果）。但是，双方矛盾积郁已久，扣械不过是促使其爆发而已。孙中山要坚持其全国革命的目标，要进行军事斗争维持庞大的军队，既不可能改变其根本政策，也不可能减少税收。政府虽然以各种方式向商人否认“共产”的传闻，在税收政策上一再暂时让步，但不可能令商人完全放心和满意。广州商人不会轻易放弃民元以来取得的独立地位，必然极力抗争。因此，即使没有扣械事件，政府会找出其他理由解决商团问题，而商团和广州商界也会因别的借口同广东政府发生严重对抗。广州商团动乱的前因是历经战乱的商民平乱居安心理受到冲击，裂变为急性膨胀的参政意识从而兴起反政府活动;而触发暴乱的诱因却与广州政府奉行军事救国路线导致社会动荡，以及孙中山北伐决策的失机直接有关。

自1956年来，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文章，从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商人群体，广东政府、国民党、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广州工人、英国政府、港英当局与商团事件的关系，以及史料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界对商团事件的认识从对革命语境下的武装叛乱的简单化定性，发展到对国家权力真空与市民政治理念成长的关系，中国革命方式的转变，乃至苏俄运作中国革命等国际因素的深层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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