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川显正

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官僚、政治家

芳川显正（よしかわあきまさ、天保12年12月10日（1842年1月21日） - 大正9年（1920年）1月10日）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官僚、政治家。阿波国麻植郡山川町（今德岛县吉野川市）出身。从一位·勋一等·伯爵。

人物简介

父亲是医师。本姓原田氏，后改姓芳川。早年学习汉学和医学。文久2年（1862）以后，在长崎学习医学和英学期间，结识伊藤博文。明治维新时为国事而奔走。明治3年（1870年）在伊藤的推荐下出仕大藏省。翌年随伊藤博文访问美国，考察货币和金融制度。归国后，历任纸币头、工部大书记官、外务少辅。明治15年7月任东京府知事，致力于市区改造建设。及后任内务次官。明治23年5月任第1次山县内阁文相、参与制定教育敕语。历任司法相、内务相、递信相。明治33年敕选贵族院议员、明治43年任枢密顾问官、明治45年任枢密院副议长。先后叙子爵、伯爵。

生平

幕末

芳川显正本为德岛藩的藩士，1842年1月21日生于阿波国麻植郡山川町川田村，医师原田民部第四子，母亲庆子。早年随浅野玄硕学习医药学，后过继给高桥文昨作为高桥家的养嗣子。文久2年（1862年）游学长崎，在修习医学的同时，在何礼之创办的英语塾，师从何礼之、瓜生寅学习英学（英语学，即学习英语和英语圈国家的学问和文化），期间与在学校教授英语的伊藤博文交游。同学有前岛密（内务省驿递局长、递信次官）、高桥新吉（英学者、日本劝业银行总裁）、前田正名（农商务省大书记官、东京农林学校校长）、山口尚芳（会计检查院长）、栗野慎一郎（特命全权大使、枢密顾问官）、高峰让吉（工学博士、药学博士）、白峰骏马（海援队士、白峰造船所长）、陆奥宗光（海援队士、外务大臣）等人。

维新后

庆应3年（1867年）赴鹿儿岛，作为海军所的宾客，担任航海、数学、军事学书籍的翻译。明治1年（1868年）改姓芳川，并担任德岛藩的洋学教授。明治维新时从军，参与过讨伐德川幕府的战斗。明治3年（1870年）闰10月17日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进入大藏省任职，并随伊藤博文大藏少辅东渡美国，考察货币和金融制度。明治4年（1871年）8月25日任纸币权助，10月24日升任纸币权头。

1872年（明治5年）7月7日——1874年（明治7年）1月15日任大藏省纸币局纸币头，1874年（明治7年）1月15日转入工部省任职，任工部大丞，同年8月30日任电信头，1877年（明治10年）1月11日任工部大书记官、电信局长兼书记局长。明治12年（1879年）4月4日至明治13年（1880年）1月5日赴英国出席万国电信会议（今国际电信联盟）。归国后，1880年（明治13年）2月28日任外务少辅，1881年（明治14年）10月21日任工部少辅，1882年（明治15年）7月19日——1885年（明治18年）6月13日任内务少辅兼东京府知事，1884年（明治17年）12月17日——1885年（明治18年）12月8日兼任东京市区改造审查会会长。

官僚政治家

1885年（明治18年）6月13日——1885年（明治18年）12月22日任内务大辅，1885年（明治18年）6月25日兼任总务局长，同年7月13日兼任中央卫生会长、日本药局方编纂总裁。1886年（明治19年）3月3日——1890年（明治23年）5月17日任内务次官，叙敕任官一等。1888年（明治21年）9月1日——1890年（明治23年）9月18日兼任东京市区改造委员会委员长。因与当时的实权人物山县有朋来往密切，网罗为其心腹，逐渐成为山县系官僚的大将。1890年（明治23年）5月17日任第1次山县有朋内阁文部大臣，在任时曾参与制定和发布《教育敕语》等教育文件的制定。1891年（明治24年）5月6日松方正义组阁时留任文部大臣。1891年（明治24年）6月1日退任后入天皇皇宫任宫中顾问官，叙敕任官一等，同年12月22日改宫内高等官二等。1892年（明治25年）4月14日——1892年（明治25年）10月20日兼宫内省内藏头，1892年（明治25年）10月20日——1893年（明治26年）3月16日兼任帝室会计审查局长。1892年（明治25年）11月19日叙宫内高等官一等。

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1893年（明治26年）3月16日，芳川显正入阁，任第2次伊藤内阁司法大臣，1894年（明治27年）5月2日——6月25日临时代理内务大臣，1894年（明治27年）8月29日——10月3日临时兼任文部大臣，1896年（明治29年）2月3日——1896年（明治29年）4月14日兼任内务大臣。1896年（明治29年）9月18日——1896年（明治29年）9月26日任第2次松方内阁司法大臣。1898年（明治31年）1月12日——1898年（明治31年）6月30日任第3次伊藤内阁内务大臣。1898年（明治31年）11月8日——1900年（明治33年）10月19日任第2次山县内阁递信大臣。明治29年6月5日受封子爵。明治33年11月28日——明治37年7月10日敕选为帝国议会贵族院子爵议员。1901年（明治34年）6月2日——1903年（明治36年）7月17日第1次桂太郎内阁递信大臣。1903年（明治36年）7月17日因政府改组一度去职。1904年（明治37年）2月20日复归内阁任内务大臣，1905年（明治38年）9月16日依愿免官。1905年（明治38年）12月26日特赐“前官礼遇”成为重臣。

明治40年9月21日进爵为伯爵，但是被免去了贵族院子爵互选议员的职务。1910年（明治43年）2月3日——1912年（明治45年）1月9日任枢密顾问官。1912年（明治45年）1月9日——1917年（大正6年）3月20日任枢密院副议长。1917年（大正6年）3月20日因家门丑闻辞去枢府副议长之职。1919年（大正8年）3月13日——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再任枢密顾问官。

1907年（明治40年）发起日本花柳病防治协会，也就是现在的日本性健康医学财团的前身，并自任会长之职。1910年（明治43年）3月——1911年（明治44年）2月任皇典讲究所所长、国学院大学长。1915年（大正4年）发起创立南洋协会（财团法人跨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前身），并自任会头。

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去世，享年80岁。婿养子芳川宽治袭爵。

荣典

1872年（明治4年）1月21日-正六位；

1872年（明治5年）11月4日-从五位；

1880年（明治13年）5月24日-正五位；

1882年（明治15年）6月17日-勋三等；

1885年（明治18年）9月16日-从四位；

1886年（明治19年）10月20日-从三位；

1887年（明治20年）11月25日-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1889年（明治22年）11月25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纪念章；

1890年（明治23年）6月11日-从二位；

1893年（明治26年）12月28日-勋一等瑞宝章；

1897年（明治29年）6月5日-子爵叙爵；

1902年（明治35年）2月27日-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02年（明治35年）5月20日-正二位；

1906年（明治39年）4月1日-明治三十七八年从军记章；

1907年（明治40年）9月21日-伯爵陞爵；

1910年（明治43年）1月25日-御纹付御杯；

1915年（大正4年）11月10日-大礼记念章；

1916年（大正5年）4月1日-金杯一组；

1917年（大正6年）3月20日-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

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御纹付御杯；

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从一位。

东京市区改造

芳川显正在担任东京府知事期间，制定了《东京市区改造计划》。但是，在该改造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经费等因素的制约，该计划主要侧重于上水道的修建、道路的改造与兴建、下水道的建设等，尽管该计划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其对日本后来的城市规划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京市区改造计划是日本明治时期颁布的城市改造方案。该计划从1889年正式实施，一直延续到1919年城市法制定为止，是“日本最初的城市规划”，东京市区改造计划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古代的城市格局无法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需要。

1884年11月，芳川显正在进行了两年的测量筹划之后，向内务卿山县有朋上呈了东京《市区改造意见书》。自此东京城市规划的制定工作正式开始。

该意见书根据当时东京的人口增长情况，以150万的人口、1740万坪（一坪约3.3平方米）的面积作为计划的对象。具体来说，该意见书将东京按功能分为三部分，町地（商业区）、官省地、邸宅地；将东京的道路分为六个级别，第一等第一类宽15间（每间为1.8米），第一等第二类宽12间，第二、三、四、五等依次递减两间；计划兴修一等道路10条，二等道路22条，三等道路10条，加上四、五等道路，总共316条；三等道路以上容许铺设马车铁路的路轨，但是只有一等道路才能铺设轨道复线；计划将上野火车站与新桥火车站相连，使铁路从东京市区纵贯而过；在皇居前附近建中央车站。此外，根据道路的宽度，一、二、三等道路一律架设铁桥，四等以下道路架设木桥；准备新开挖15条运河，兴修上、下水道、海港等。

该方案规模甚大，但仍欠周全，如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公园、市场、商店街、游乐场等，在该计划中都未提及；虽然也进行了分区，但是没有划出工业园区。

《东京市区改造条令》共有16条，核心内容是组织系统与财政支持。芳川显正的方案提出后，内务省马上成立了东京市区改造审查会，各省以及警视厅、东京府共派出14名委员，东京工商总会派出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益田孝两人作为民间委员参加。从1885年1月到10月，该审查会共召开了13次会议，期间，针对各种具体项目，又召集专家进行认真的研究，各方人士从更广的角度对建议书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审议，补充了大量的内容，最终形成了《东京市区改造条令》。

在组织系统方面，《条令》第一条规定：“为了议定东京市区改造的设计以及每年度应该实施的事业，特设置东京市区改造委员会，由内务大臣统率监督，其组织权限由内阁指示决定。”在经费来源方面，《条令》第三条规定：“为筹集市区改造费用，在东京府各区，征收以下特别税：（1）地租税；（2）营业税以及杂税；（3）房屋税；（4）清酒税。”《条令》第五条规定：“为补助市区改造费用，将下拨现在不供官用的东京府各区的官有河岸地，作为东京府各区所属资产。这些土地的出卖、出租收入归市区改造使用”。此外，《条令》第十二条还规定，如果产生临时应急费用，可以特别税为担保发行公债。

1889年5月，东京市区改造设计方案经内阁同意后，正式向社会公示，并开始实施。1903年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局势的变化，该方案又做了些调整，该方案将旧计划中的道路计划由316条压缩为88条，很多道路被降格，被削减最多的是五等道路，由170条压缩到15条；运河由30条压缩到4条；公园由49处压缩到15处；市场、火葬场、墓地仍然不变。铁路则有所增加。所以，比较原先的计划而言，调整后的方案的后退是显著的。

改造计划实际实施的时间为1888-1918年。其重心主要放在上水道的改建以及道路交通的改善方面。延续了30年的东京改造计划，作为日本近代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1、计划目标与实施结果之间存在很大距离；2、下水道问题的存在仍然使东京面临着卫生与防疫问题；3、方案不够完善，由于土地区划问题没有解决，建筑条例也没有制定，导致了无秩序开发的现象。4、没有解决区域改造问题。

东京市区改造计划的意义在于：1、解决了交通问题；2、解决了上水道问题，有效地遏制了霍乱等传染病的发生；3、修缮、新建了很多方便生活的设施；4.东京市区改造计划的示范作用，对日本其它城市的改造具有积极的影响。

出台教育敕语

芳川显正在担任第1次山县内阁文相后，与首相山县有朋、法制局长官井上毅及宫内侍讲元田永孚等共同完成了日本帝国教育的总方针，并于1890年以《教育敕语》的形式公布。

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公布，宣示了明治维新任务的完成，也标志着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专制主义倾向的确定。随着宪法的公布，自由民权运动所要求的民主主义宪政体制已经失去意义，其教育思想自然受到抛弃。日本政府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把日本全民教育成专制主义的驯服工具。

1890年2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各地均报告由于民权派的影响和西方思想的渗透，使道德教育的开展面临困境，要求政府出台教育方针并以敕谕的形式颁布。这一要求被提到阁议，明治天皇指令文部省编纂关于德育基础的教育箴言。按照山县有朋在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从而在军队推行思想统制的成功经验，在教育领域还需要一个同样的敕谕，文部省遂受命制作草案。

1890年5月末至6月初，芳川让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起草了一个儒学色彩非常浓的草稿，芳川感到不满意，交给法制局长官井上毅，后者也认为不妥，自己起草了草稿，交给以主张“儒学为体、西学为用”闻名的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修改、润色。后经过一些讨论，10月29日，山县和芳川进谒感冒卧床的天皇，10月30日以“下颁”全国小学校。

《教育敕语》曾影响了几代日本人。有关国家教育制度的法律、法规之重要，在日本其实不亚于宪法本身，往往可以视作日本的“第二宪法”。

《教育敕语》以“忠”、“孝”为核心内容，体现了日本传统的道德要求。这固然体现了东亚国家的重教及重伦理的传统，但它所重的“教育”实为“皇民教育”、“神民教育”，不是为了扩张知识和思想自由，相反是要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把人人变成日本近代化机器上的一个无思无欲的零件。

《教育敕语》实际上被视作国家的“第二宪法”而倍受重视。它叙述了日本“国体之精华”：包含着“忠孝”的立国之本，描述了天皇的国民道德人格，提出了国民献身国家的说教。《教育敕语》的重要性从其炮制者之间的相互吹捧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文部相芳川显正在致起草者井上毅的一封信中把《教育敕语》的发布描述为“俄然自天而降，令人无限满足”，因为它给了校长们以“安心立命之地”。润色者元田永孚在致首相山县有朋的书简中说，颁布《敕语》是山县“一生之大功也”，因为正是在他的推动和领导下才产生了这份日本“不磨之宪法”的。

应当指出，《教育敕语》成为“不磨之宪法”，并不仅仅是指国民教育精神层面上的永恒性，还有形式上的或技术上的特色——关键在于“敕语”二字。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8条和第9条，天皇有权发布有法律效力的敕令和命令，前者是议会闭会时天皇在紧急情况下颁布的命令，后者是天皇为维护公序良俗而颁布的法令。无论是敕令还是法令，都要由有关大臣副署，以政府名义颁布。但是，《教育敕语》却只由天皇签署、以天皇的名义颁布。这表明天皇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而是以主权者的身份，代表全体日本臣民发布《教育敕语》的，从而使它具有了超越其他敕令或法令的地位，在教育问题上既具有最高权威性，又具有不可修改性。除了天皇本人的意志，任何其他国家机关或规范性文件都不能违反、质疑、修改或废除这份文件。

敕语颁布后，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适应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需要的改革。战前日本人民丧失了教育、宗教、思想和表达等方面的自由，国家反而获得了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手段，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维坦”。历史证明，如果国家和国家权力获得了没有制约的地位，其结果无外乎两个：一是国家可以恣意侵犯与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二是国家与社会的畸形发展，而这两方面发展所指向的目标一定与掌权者本人的意料相反——国家本身的崩溃（当然不一定是灭亡）。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的历史恰是这样一个过程。

家族丑闻

芳川显正膝下无子，于是把四女儿镰子的丈夫、曾祢荒助子爵的次子作为婿养子，即芳川宽治。但两人的婚姻并不美满。宽治是放荡不羁的贵族公子的典型，经常出入妾室的住所。而镰子夫人与自己的司机仓持陆助发生婚外情，芳川显正和宽治知晓后，解雇了仓持，并将镰子软禁。结果镰子与仓持出逃，1917年（大正6年）3月7日两人在省线千叶驿附近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一边的千叶列车专线自杀，两人均受重伤。伯爵千金与司机殉情未遂事件（“千叶心中”）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这一丑闻使得芳川显正被迫辞去枢密院副议长职务，宽治的从政道路也因此被阻断。

镰子出院后，与仓持分手，又转而与同为司机的出泽佐太郎相恋，并在1918年秋与佐太郎私奔。芳川显正被镰子的品行不端所激怒，断绝了女儿的经济来源。1920年，芳川显正病死，镰子也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30岁。

芳川宽治在显正去世后，世袭伯爵爵位并投身实业界，经营台湾矿业、磐城矿业和足利纺织，1956年去世。但宽治也因膝下无男嗣，同样由婿养子继承芳川伯爵家家业和资产。

影视形象

山本武：『明治の群像』（1976年）；

中村信郎：『爱・かなしくても爱　伯爵夫人の肖像』（1986年）；

佐藤仁哉：『伪りの花园』（2006年）※役名は早瀬川熙道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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