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祖淳

朝鲜王朝后期外戚权臣

金祖淳（朝鲜语：김조순，1765年—1832年），朝鲜王朝后期外戚权臣，仁祖朝名臣金尚宪七世孙，纯元王后金氏之父。曾用名金洛淳，字士源（一作元），自号初学老人，朝鲜正祖改其名为祖淳，赐号枫皋。本贯安东。他出身老论世家，自1785年科举及第步入政界以后，就一直受到正祖的信任，1799年又受正祖托孤，负责辅佐王世子李玜（朝鲜纯祖），并以其女为王世子嫔（纯元王后）。1802年封永安府院君，1805年贞纯王后金氏死后逐渐掌握政权，开启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1832年病卒，谥号“忠文”。遗著《枫皋集》。

人物生平

出身入世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朝鲜英祖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金祖淳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他的父亲是金履中，官至府使。金祖淳出身的安东金氏是朝鲜的名门望族，祖上名臣辈出。他的七世祖是丙子胡乱时的斥和派领袖金尚宪，在朝鲜享有很高的声誉。五世祖金寿恒和高祖金昌集先后出任领议政，并都死于党争（前者死于己巳换局，后者死于辛壬狱事），后又平反昭雪并获得忠臣的美名。这三位名臣分别配享朝鲜孝宗、朝鲜显宗和朝鲜英祖之庙庭，可见金祖淳家门之煊赫。金祖淳的曾祖父金济谦也死于辛壬狱事，到祖父金达行、父亲金履中之际，门第稍衰，但威望仍在。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鲜正祖九年），金祖淳（时名洛淳）参加科举考试，获庭试文科乙科及第，中探花。他在当时就得到国王正祖的宠幸，正祖不仅钦点他为探花，还称赞他是“文正（金尚宪）肖孙”，因而御改其名的“洛”字为“祖”，赐号“枫皋”。由此金祖淳步入朝鲜政界。

正祖知遇

金祖淳登科后至正祖去世时历任艺文馆检阅、奎章阁待教、奎章阁直阁、吏曹参议、左副承旨等职，并曾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祖十六年）作为冬至使的书状官出使中国。当时朝鲜王朝的官场分为支持庄献世子（正祖生父）的“时派”和敌视庄献世子的“僻派”，金祖淳属于老论时派，但他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主张抛弃宿怨、寻求和解。他的主张为正祖所赞同，因而他也更加得到正祖的赏识，这点从他的官职履历可以看出，奎章阁（直阁）是正祖设立的聚集自己亲信势力的机构，而金祖淳常年在奎章阁任职无疑反映了他深得正祖信任的事实。正祖还曾将自己的近臣南公辙、李相璜、沈象奎与金祖淳对比，称“至于此人（金祖淳），为则当曰为，不为则当曰不为，决知无自欺而欺予”，明确表达自己最信赖金祖淳。

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祖二十三年），正祖更是将辅佐王世子李玜的重任交给金祖淳，并送给他一份厚礼——外戚之位。后来登基为王的李玜（朝鲜纯祖）曾回忆说：“宁考执予小子手而诏之曰：‘今予以尔托于此臣（金祖淳），必不以非道导尔，尔其师之！’”而在金祖淳私藏的一次秘密召对记录《迎春玉音记》中，则对正祖托孤一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正祖二十三年）九月，正祖召见金祖淳于昌庆宫迎春轩，令其辅佐世子。同年冬，正祖决定为世子拣择世子嫔，因为秀女要找父母皆无故者，而金祖淳之妻正在服丧，所以秀女名单中没有金祖淳家。正祖发现后下令将金祖淳家添加进去。嘉庆五年（1800年，正祖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正祖又一次在迎春轩密召金祖淳，表达了他把国政托付给金祖淳的想法。正祖对沉浸于党争中的士大夫感到非常失望，并认为外戚才是值得倚靠的。他说：“试看今日所谓士大夫者，果士夫样乎？此辈反为古之戚里之所不为者，此岂可曰用士夫乎？且古则廷臣与人主之间有戚里，故上下有间隔，国体世道，犹尊重矣。今则万人皆欲直接于上，其弊实甚于戚里有弊之时矣。予于近来益觉其然，而既行之规模不可猝变，予则不得不限予世而行之。然若后嗣王，决不可用予法（指正祖即位以来所采取的“右贤左戚”的用人方针，即重用士大夫而贬低外戚），只可用戚里，以还国朝本色，然后国可以为国矣。”然后，正祖又交代了他将于甲子年（1804年）禅位，奉惠庆宫洪氏隐居水原华城，并将辅佐纯祖的重任完全交给金祖淳，他说：“既为上王，一着紫袍之后，复可干与于国事乎？予既付卿以幼主，则并与予去后事，而当一一善处，予复何忧乎？……惟卿，予独自见于众中而拔擢之，付以大事。”正祖的托孤，成为日后金祖淳建立安东金氏势道政治的合法依据。

政斗风波

金祖淳之女被送去参加世子嫔拣择以后，于嘉庆五年（1800年，正祖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初拣择、闰四月初九日举行再拣择，金祖淳之女已获正祖内定，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世子嫔。但还未等三拣择时，正祖却在当年六月二十八日溘然长逝，年仅11岁的王世子李玜即位，是为朝鲜纯祖，而三拣择一事也被暂时搁置下来了。正祖去世后，金祖淳被提拔为兵曹判书、奎章阁提学，差备边司提调，嘉庆六年（1801年，朝鲜纯祖元年）又任刑曹、礼曹、吏曹判书。但当时纯祖年幼，代表僻派的大王大妃金氏（贞纯王后）垂帘听政，金祖淳无法发挥辅政的作用，地位还岌岌可危。当时金大妃以“辛酉邪狱”的名义，对时派展开肃清，金祖淳的亲友金健淳、金鑢等都被捕下狱，僻派原打算利用金鑢等人陷害金祖淳，但金鑢抵死不供出金祖淳，故金祖淳逃过一劫。

而后权裕等僻派主张“三拣不为”，企图推翻正祖以金祖淳女为纯祖妃的决定，金大妃虽对此议有所关涉，但并不积极，所以僻派的阴谋没能得逞，三拣择还是按原定轨道进行。嘉庆七年（1802年，纯祖二年）九月正祖国丧结束以后，开始举行三拣择，确立金祖淳之女为朝鲜王妃，是为纯元王后，金祖淳荣升国舅（朝鲜的“国舅”专指国王丈人），并依例封永安府院君、授领敦宁府事，其地位也终于转危为安，得以巩固。

掌握势道

主词条：势道政治

此后金祖淳联合纯祖生母绥嫔朴氏家族——以朴宗庆为首的潘南朴氏，开始对僻派展开反击。嘉庆九年（1804年，纯祖四年）初，僻派的庇护者金大妃撤帘归政，同年五月，阻挠金祖淳之女选妃的僻派权裕以忤逆正祖遗命为由被下狱问罪，不久后权裕暴死狱中，金大妃亦慌忙下旨开脱自己与此事的干系。嘉庆十年（1805年，纯祖五年）正月，金大妃贞纯王后去世，僻派失去重要支柱，同年十二月，以金达淳之狱（当时的右议政金达淳虽为金祖淳远房亲戚，但属于僻派）为契机，僻派被全面逐出朝廷，至此金祖淳才真正掌握大权，建立起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

金祖淳当权之初，是与潘南朴氏的朴宗庆等人一起合作的，但金祖淳的权力来源是正祖的托孤，且其能力又在朴宗庆之上，所以金祖淳的声望更高。时人记述：“永安金祖淳……与朴宗庆并立不让头，互相议论，世上物议归于永安，治国凡节，大胜于朴台矣”。嘉庆十七年（1812年，纯祖十二年）十一月，大司宪赵得永弹劾朴宗庆的不法行径，朴宗庆被贬为杨州牧使，由此金祖淳大权独揽。

金祖淳掌权以后，担任了御营大将、训练大将、扈卫大将、宣惠厅提调、禁卫大将等官职，掌握兵权和财权。他虽然以外戚势道当政，但在用人方面不为已甚，采取宥和政策，对受权裕狱事牵连的人士宽大处理，援救被辛酉邪狱所连累的恩彦君家人，起用对外戚势道采取批判立场的李书九，并释放了丁若镛等流配罪人。在政绩举措上，他的建树不多，主要是在道光三年（1823年，纯祖二十三年）提出“庶孽许通论”，道光四年（1824年，纯祖二十四年）又微服私访关西（平安道）一带，归来后主张改革还谷制和大同法的弊端，并建议起用关西的人才。

道光七年（1827年，纯祖二十七年），孝明世子代理听政，登用以自己妻族丰壤赵氏为首的势力来制衡安东金氏，金祖淳一度失势。到道光十年（1830年，纯祖三十年）孝明世子暴死以后，金祖淳恢复权力。两年后，即道光十二年（1832年，纯祖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金祖淳去世，享年六十八岁，纯祖赐谥号为“忠文”，并配享朝鲜正祖（当时庙号为“正宗”）之庙庭。金祖淳死后，其子金逌根、金左根等相继当权，延续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达三十余年。

个人作品

金祖淳遗著《枫皋集》16卷8册（后附金祖淳抄录《迎春玉音记》等为17卷），以及他创作的武侠小说《五台剑侠传》（收录于林明德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9）。

学术成就

金祖淳的学术理念与朝鲜传统思想学术有很大不同。小中华思想、尊周大义（大明义理论）和北伐论是朝鲜后期社会一直存在的理念，金祖淳的家族亦以丙子胡乱时的反清斥和之臣金尚宪为骄傲，金祖淳本人亦曾称颂过丙子胡乱“三学士”之一的吴达济，并反对将南明排出正统，表明他仍然传承小中华思想。但实际上，金祖淳与过去朝鲜人“据义绝虏”、敌视清人的态度大相径庭。金祖淳的学术偏向北学，他对清朝传来的汉学更感兴趣，这已与宗奉传统朱子学（宋学）的朝鲜正统思想学术不同。另外，他不仅不敌视清朝，还将清朝视为朝鲜的命运共同体，他在送嘉庆十八年（1813年，纯祖十三年）送李相璜出使清朝的文章中写道：“吾东与中国壤土相接，而天文亦燕分之余也。故粤自前世中国有事，则吾东辄相终始，乱与乱，安与安，考之史籍，可按而知也。……夫以天下之广且大，其敝也如此，而能无事者，未之有也。彼之敝，我之忧也，无事则曷以备豫，有事则曷以应变，大夫之责，不其棘于善觇乎？”文字中已丝毫看不出过去朝鲜人热衷鼓吹的北伐大义，而是表现出与清朝唇齿相依的见解。金祖淳本人也在正祖时出使过清朝，他以“繁盛”来评价当时的清朝，并与清朝人张道渥有交情，还把张道渥题写的匾额“玉壶山房”挂在自己书房上，显示出他对清朝的态度。

在文风上，金祖淳亦受到清朝的强烈影响。当时朝鲜正祖反对中国明末清初以来所流行的小品与小说，提倡古雅庄重之文字，金祖淳作为正祖宠臣，表面上也响应其号召，以“抄启文臣”（君主近侍的负责文书的官员）的身份写了碑铭、志文、谥册文、玉册文等正统文章，而实际上则沉湎于清朝传来的小说及小品文，他不仅效仿清朝《虞初新志》与金鑢合编了《虞初续志》，还创作了小说《五台剑侠传》。正祖发现了金祖淳及李相璜等人偷看中国小说以后，曾严厉斥责他们。后来金祖淳在出使中国前诚恳地向正祖上了自讼诗文，才得到正祖的原谅。

家族关系

后世评价

金祖淳死后，朝鲜王朝史臣为他盖棺定论的“卒记”是：“祖淳，忠献公昌集玄孙，而明敬王妃（纯元王后）之父也。容仪秀美，器识宏达，自少已卓然自拔于流俗之外。弱冠登第，久处迩列，以公直无隐受正庙深知，特以他日辅幼之责托之。及妃膺再拣，而正庙礼陟，贞纯大妃因先王遗意擢授戎垣。时世道艰危，不为之挠，及大婚成，上遂虚已任之。祖淳既处肺腑，内赞密勿，外任弥纶，殚诚竭忠，身佩安危者三十余年。惟以保护圣躬，成就君德，持守精义，扶植善类，为一副追报之道，用能笃棐我郅隆之治。于是朝野翕然谓君子之茂德焉，文章之高世余事耳。然素性过于仁厚，笃好人伦，故其流也或至于泛博，又谨慎之至，事多循常，盖不以功业自居也。”后代文人黄玹评价说：“祖淳亦能文练事，称厚德，至其子孙，遂贪顽骄奢，实基外戚亡国之祸”。金泽荣指出金祖淳“用事二十年，持时论，排害异己者为多，人谓朝鲜外戚之用事，自祖淳始。然颇有文学，知存大体，振拔淹滞，未尝大失士大夫之心焉”。

韩国现代学者评价金祖淳“自幼气量与见识出众，性格正直磊落，因而受到正祖的宠爱。担负着辅导王世子的重任，成为国舅以后又尽力于辅弼国王、涵养君德之事，但从他每当遇到除授要职时就会辞让来看，可以知道他并非恋栈权势的人物。尽管他努力避免形成时僻党派或势道之风，却仍招来了围绕他的戚族势力构成后日安东金氏势道政治之基的结果”。还有学者指出金祖淳原本属于反外戚的“清论士类”，但却被朝鲜正祖一手置于外戚的地位上，所以他不得不修正既有的政治立场，走上外戚势道之路，“但由于他对于以外戚身份的政治干预表现出尽量克制的面貌，因此获得了后代史评的善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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