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学术语

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主要针对区域性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领域，是一项具有经济激励作用、与“污染者付费”原则并存、基于“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

建立起因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转变，有利于推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新时期环保工作任务的迫切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国家《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也明确要求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为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一些地区积极开展工作，研究制定了一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生态补偿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目前对生态补偿原理性探讨较多，针对具体地区、流域的实践探索较少，尤其是缺乏经过实践检验的生态补偿技术方法与政策体系。因此，有必要通过在重点领域开展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

重点领域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从国情及环境保护实际形势出发，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有4个方面，分别为: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要理顺和拓宽自然保护区投入渠道，提高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水平；引导保护区及周边社区居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降低周边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的压力；全面评价周边地区各类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或功能区划调整、范围调整带来的生态损失，研究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推动建立健全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协调管理与投入机制；建立和完善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体系，加大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开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研究，研究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全面落实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联合有关部门科学评价矿产资源开发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和矿山生态补偿基金的使用状况，研究制定科学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各地应当确保出界水质达到考核目标，根据出入境水质状况确定横向补偿标准；搭建有助于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政府管理平台，推动建立流域生态保护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与有关各方协调，推动建立促进跨行政区的流域水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

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81%，是南水北调水源地，也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区域协调发展、地区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三峡库区和谐稳定和移民安稳致富的迫切需要。《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研究建立多层次的生态补偿机制”。

建议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包括：落实碳排放补偿机制，量化长江流域清洁空气供给费用补偿；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工程并选择中线供水方案，让长江中上游清洁水资源更好地惠泽民生；建立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反哺中上游欠发达地区机制；提高效益林补偿标准；继续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加大退耕还林补偿力度。

地方试点

地方试点进展如何？

在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继2005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2006年出台《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省级财政专项补助暂行办法》之后，2008年又出台了《浙江省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法》，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省内全流域生态补偿的省份。

2008年1月，《江苏省太湖流域环境资源区域补偿试点方案》正式实施，规定:建立跨行政区交接断面和入湖断面水质控制目标，上游设区的市出境水质超过跨行政区交接断面控制目标的，由上游设区的市政府对下游设区的市予以资金补偿；上游设区的市入湖河流水质超过入湖断面控制目标的，按规定向省级财政缴纳补偿资金。

存在问题

我国的生态补偿工作才刚刚起步。已实践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的退耕还林，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贯彻“生态目标不到位”和“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的问题。前者表现在护林环节上，农民出钱出力确保生态效益的动力不足，后者表现为经济补偿没有及时全部兑现给农民，加上后续产业开发未跟上，一些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贫困面增大的趋势。作为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生态补偿实践，“生态目标”不能实现，将影响到这一政策的成败。由于生态林的成长和生态效益发挥需要近十年的时间，生态效益又主要是公益性的，因此生态目标在其他目标中最为脆弱，很容易成为急功近利的牺牲品。而“经济补偿”落实不到位，不仅会使退耕还林难于持续或出现反复，还可能在一些地方加剧社会矛盾。这也说明，真正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种远比想象深刻的社会利益大调整和制度创新。

退耕还林政策只是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还有许多方面都需要生态补偿机制。城市水源地的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江河上游水资源利用与中下游用水的矛盾，生态屏障的建设与投入的矛盾，喀斯特地区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草原过度放牧或过度耕种带来的风沙问题，以及自然保护区的保护问题等。虽然已有许多政策措施，但由于没能从机制上解决生态价值补偿问题，即使一些地方的保护与发展关系得到协调，也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可持续发展。这正是近年来人们纷纷呼吁解决生态补偿问题的原因。

生态补偿真正付诸实施，还面临不少问题。诸如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建立的基本环节是什么；生态补偿的定量分析目前尚难完成，制定各地区域生态保护标准比较困难；生态补偿立法远远落后于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管理的发展速度，许多新的管理和补偿模式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肯定和支持，一些重要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使土地利用、自然资源开发等具体补偿工作缺乏依据；生态建设资金渠道单一，使所需资金严重不足等。生态补偿涉及公共管理的许多层面和领域，关系复杂，头绪繁多。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如何评估，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体制如何制定，流域生态如何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怎样进行，都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目前在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上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不迫切，应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中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系统的审视与研究，这也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步骤。

实施措施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为主线，以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生态补偿模式，不断完善政府对生态补偿的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加大补偿力度，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规范化，推动各个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加快建立“环境财政”。把环境财政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设立生态建设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地方财政也要加大对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为扩大资金来源，还可发行生态补偿基金彩票。按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资金的安排使用，应着重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优先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域性重点环保项目，加大对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防治，以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和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推动矿山生态恢复与土地整理相结合，实现生态治理与土地资源开发的良性循环。采取“以能代赈”等措施，通过货币帮助或实物补贴，大力支持开发利用沼气、风能、太阳能等非植物可再生燃能源，来保证“休樵还植”，以解决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燃能问题。

积极探索区域间生态补偿方式，从体制、政策上为欠发达地区的异地开发创造有利条件。加大生态脱贫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生态移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加快农民脱贫致富进程。

加大支持西部地区改善发展环境力度。支持西部地区特别是重要生态功能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发展替代产业和特色产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环保型产业，积极构建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力布局，推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流动，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

2．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政策。增收生态补偿税，开征新的环境税，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将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增加水资源税，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通过税收杠杆把资源开采使用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同时，加强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增强其生态补偿功能。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各种资源税费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加大各项资源税费使用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并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

3．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融资体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努力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投入，又要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拓宽生态补偿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的路子，形成多方并举，合力推进。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积极探索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与城乡土地开发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在土地开发中积累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积极利用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或赠款，努力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格局。

4．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培育资源市场，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使资源资本化、生态资本化，使环境要素的价格真正反映它们的稀缺程度，可达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双重效应，积极探索资源使（取）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补偿模式。完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偿使用制度，加快建立水资源取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的交易机制。探索建立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机制，逐步推行政府管制下的排污权交易，运用市场机制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引导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合理的生态补偿。

5．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科技和理论支撑。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尚有很多重大问题急需深入研究，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需要探索加快建立资源环境价值评价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建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以及“绿色GDP” 核算体系，研究制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的量化评价方法，研究提出资源耗减、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和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资源消耗、“三废”排放总量等统计指标，使生态补偿机制的经济性得到显现。还应努力提高生态恢复和建设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开发利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新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为生态保护和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加强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立法工作。环境财政税收政策的稳定实施，生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生态环境管理的有效开展，都必须以法律为保障。为此，必须加强生态补偿立法工作，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应尽快制订《可持续发展法》、《西部地区环境保护法》等，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对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做出科学、系统的安排。同时修订《环境保护法》，使其更加关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完善环境污染整治法律法规，把生态补偿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7．确定西部生态补偿重点，突破领域。生态补偿点多面广，任务艰巨。西部生态保护与建设亟需在一些领域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推动生态补偿发展。应按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部署，以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和生态脆弱区为重点，把生态补偿纳入“十一五”规划，加强规划引导，提出各类生态补偿问题的优先次序及其实施步骤，抓紧研究制定比较完整的的生态补偿政策。

8．加强组织领导，不断提高生态补偿的综合效益。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应理顺和完善管理体制，克服多部门分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现象，加强部门、地区的密切配合，整合生态补偿资金和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生态补偿机制的加快建立。要积极借鉴国内外在生态补偿方面的成功经验，坚持改革创新，健全政策法规，完善管理体制，拓宽资金渠道，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几点思考

责任主体

生态补偿机制

公共产品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概念。它们的划分一般根据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受益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这两个特征，私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产品概念最主要的公共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当在提供这类物品上发挥主要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栖息之地，在受益的非排他性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应该由政府供给。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一定要意识到，完善生态领域的公共服务重要的是强调政府的主体责任。

中国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期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关键，只要政府重视并有一定财力，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就可以进入轨道。浙江就是典型的例子。浙江省专门设立了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如台州市设立600万元长潭水库饮水源保护专项资金；绍兴县每年从自来水费中提取200万用于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浙江省财政口子用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资金总额，2005年达65亿元。

补偿主体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对这种生态服务应该是全体受益者购买，或者说是其代表——政府购买，政府购买的资金来自公共收入，即可以由公共财政支付。但是，这不是补偿的全部。

生态补偿机制

政府是生态保护的责任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付费主体。根据生态补偿原则：“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因此，谁来付费这个问题，其实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任问题。“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是，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服务功能提供者付费的行为。因此，付费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个体、企业或者区域。

目前，我国已明确划分“主体功能区”和“生态区划”，但是这两种区划都没有将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建议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明确各生态功能的定位、保护的责任和补偿的义务。在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后，接下来就要建立“利益相关者补偿”机制。 “利益相关者补偿”是代表生态链和产业链上不同区域之间的补偿。主要方式：一是“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方式，二是利益双方的博弈与协商，即市场化交易方式。

补偿方式

根据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在其供给和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性。这是生态补偿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所谓“解决”，就是使外部性内部化，就是说，将额外成本或者收益都由生产者自己来承担或享有。那么，如何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公共对策有两个：一是庇古思路(政府干预)：征“庇古税”；二是科斯思路(市场机制)，即政府不必出面干预，由市场自行解决，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明晰产权关系。

因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政府与市场两种途径。

政府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

(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我国目前的补偿机制基本模式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比1994年增长18.8倍，年均增长28.3%。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很好的资金基础。

(2)征收“生态税”。我国同生态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税种是1984年开征的资源税，在设计之初，其宗旨是调节级差收入，但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资源税被划分为地方税，在实际中很难达到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因此，我国目前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税收。税收作为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应该考虑设置生态税种。

(3)政府“赎买”。“禁止商品性采伐”使得“靠山吃山”的林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针对这部分农民的补偿问题，国家应实行“赎买”的办法。如生态公益林由政府赎买，变为国有，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从国外经验来看，发达的林业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如美国在生态森林养护方面，采取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预算投入，即选择“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等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目前，贵州省正在探索此办法。但政府“赎买”要考虑林地的产权及土地价值，解决农户在林地被收购后的生存基础问题。

市场化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

市场补偿相对于政府补偿来说是一种激励式的补偿制度，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使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目前，我国市场化补偿方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生态补偿费的实践。早在1983年，云南省环保局以昆阳磷矿为试点，对每吨矿石征收0.3元，用于采矿区植被及其他生态环境恢复的治理，取得了良好效果。1989年我国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广西、江苏、福建、陕西榆林、山西、贵州和新疆等地试行生态环境补偿费。1993年，内蒙古、包头和晋陕蒙接壤地区等17个地方，试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

(2)排污权市场交易模式。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1994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包头、开远、柳州、太原、平顶山和贵州等6个城市开展试点，实施大气排污交易政策。

(3)水权交易模式。一是跨行业水权交易的尝试。2003年，内蒙和宁夏两区通过转让水权的方式，将农业用水权转让给火电厂，开创了水权理论在中国跨行业交易的先例。二是流域上下游的水权交易。如上游地区将节余的水资源有偿提供给下游地区；或是上游地区通过努力保护水质，给下游地区提供了优质水资源，下游避免了使用劣质水资源的损失，这部分受益可以以某种方式补偿给上游地区，实现流域上下游双赢。

由于这种补偿有赖于在对生态环境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为此，国家和省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快探索建立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价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

(4)林权制度改革。2003年，福建、江西、辽宁、浙江等省率先推进林权制度改革。林权制度改革后，调动了林农护林的积极性，从“要我造林”向“我要造林”转变。从2005年-2007年，江西武宁县长水村先后有上百户农民自发上山造林，造林数量超过此前20年总和。

补偿额度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理论则从量上回答了补偿多少问题。1997年Robot·Costanza等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气候调节、水调控、水土流失控制、物质循环、污染净化、文化娱乐价值等17种功能。通过测算，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整个生物圈每年产生的价值平均最少为33万亿美元，为全球GNP的1.8倍。这种价值构成全球社会经济价值的一部分。这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研究结果。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量化标准，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

2000年后，我国在林业系统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草)政策、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政策、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三大生态政策；在农业系统实施了退牧还草政策。但是4个现有的项目预算，考虑了生态补偿因素，但在计算生态补偿标准时，实际上只计算了农民原来种植粮食的机会成本，没有补偿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与瑞典等发达国家对退耕造林实行50%的补助率相差甚远。为此，有些被补偿地方的政府认为，他们不仅需要生态建设和保护的资金，更需要提高当地发展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资金和援助，这往往是处于贫困阶段的当地群众更关心的一个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

在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时，美国和欧盟的标准值得借鉴。美国的退耕补偿政策，政府主要是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来确定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补偿标准，通过农户与政府博弈，化解了生态补偿中的潜在矛盾。欧盟在生态补偿机制中，广泛采用“机会成本法”，即根据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所导致的收益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然后再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等因素制定出有差别的区域补偿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一，生态保护属公共产品，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理应归属于公共部门。其二，生态保护为社会提供的生态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第三，生态补偿的背后反映的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建立利益相关者责任机制，才能真正体现“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其四，生态补偿标准需要科学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量化标准，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

2015年5月8日，在武汉举行的长江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做长江中游宜居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做主题发言时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的生态资产比较丰富，要建设好生态文明城市，还需要做好污染控制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潘家华透露，从现在进行的评估的情况来看，长江中游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是好的，资产总体是优的，比如森林覆盖率是全国的3倍，水域面积在全国是绝无仅有，这是优势所在。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讲，最大的资产就是水资源。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们的福祉，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况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对开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非常重要。

“目前，两型社会建设在中游城市群中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融入当地经济发展、融入社会建设的成效非常显着。”潘家华呼吁，要将生态建设不断延伸，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以及全过程。他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公共优质资源均衡配置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和途径，如果相应的优质教育、医疗和文化资源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加以配置的话，特大和中心城市的交通和污染就必然得到相应的疏解和控制。

潘家华建议，长江中游城市群应从污染物控制、资源利用和生态补偿三个方面来作出努力，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估、监管和考评机制，并对生态补偿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创新。“现在的补偿创新是对生态进行直接补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将优质资源、社会服务资源与生态资产进行相互补偿，比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800个亿，如果进行资产投资，生态资产就地利用，就会使得社会优势资产得到更好的利用。”潘家华说。

试点地区

《人民日报》（ 2014年04月15日 09 版）

2014年4月14日，随着今年第一季度山东17市空气质量排名情况“出炉”，山东省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清算也于14日公布结果。《山东省2014年第一季度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清算汇总表》显示，山东以17市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等四类污染物季度平均浓度比去年同期变化情况为考核指标，共补偿各市7029万元。其中，最少的为烟台，获补偿资金32万元；最多的为聊城市，获得950万元。

据了解，根据山东省日前印发的《山东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按照“将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性要求”和“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建立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

山东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说：“山东省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规定，市级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对全省空气质量改善作出正贡献，省级向市级补偿；市级环境空气质量恶化，对全省空气质量改善作出负贡献，市级向省级补偿。省级统筹实质上建立了环境空气质量恶化城市补偿改善城市的横向机制。”

安徽省出台了《全面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经验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深做实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安徽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领导小组。

新安江流域成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先行探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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